撰文丨朱海就
传统上，文明都被理解为“历史”，如“四大文明古国”中的文明概念，就是“历史”。但是《文明的原理：真正的经济学》（以下简称《文明的原理》）一书指出，文明不是历史，而是逻辑。这部书分上中下三卷，有九十三万字，一千三百多页。提出这一新观点，并以如此巨大的篇幅来论述这一问题，在国内属于首次。
01
文明是逻辑，而非历史
在这部书中，文明的逻辑也被称为社会存在与繁荣的原理，也称“文明的原理”与自发秩序原理。提供这一原理或逻辑的，是“真正的经济学”。这也是朱海就教授在书中提出的概念，它包括行动学、自发秩序理论和“理论与历史”三部分。它是有关不同个体之间产生合作的规律的理论。如说科斯的“企业的性质”一文是讨论企业的性质的作品，这部《文明的原理》是讨论“社会的性质”的作品。
这里说的“真正的经济学”，与传统上人们所理解的经济学是不同的。传统上，人们认为经济学是研究供求，价格等经济现象的。而真正的经济学则是指有关社会运行之规律的科学。社会的存在与繁荣，不是必然会出现的，是建立在人们遵循了某种“规律”的结果，这一规律，也被称为“分工合作规律”，它构成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社会得以存在的条件。换句话说，假如分工合作遭受严重破坏，那么社会就会解体。相反，假如分工合作得到扩展，则社会就会繁荣，相应地，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个个体的生活水平就会提高。
《文明的原理》一书，把文明追溯到一种关系个体生活水平的“规律”，也即上文说的分工合作的规律。当这一规律被人们遵循，也就是“社会”得以存在时，才会产生宗教、语言、文化艺术、科技等等，这些都属于“历史”概念，是人的具体行动的结果，虽然它们构成了社会的可见部分，但是不是“规律”本身。显然，“规律”比“历史”更重要，因为，假如“规律”被破坏了，那么“历史”就受影响。因此，规律虽然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它才是文明的核心，相比之下，历史只是表象。所以，把文明理解为历史，是有偏颇的。
为什么这部书把文明被视为一个经济学问题，而不是其他学科（如历史、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的问题。这是因为大部分人都试图改善自己的物质境况，因此，物质境况的普遍改善被普遍欲求，因此也最有理由被视为“文明”，而物质境况的普遍改善，取决于分工合作的实现，而经济学正是有关分工合作之规律的科学，而所有其他学科都不是有关这一问题的。米塞斯把“分工合作原理”称为“宇宙法则”。然而分工合作不会自动出现，它取决于使分工合作得以可能的相关原理是否被认识与遵循。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与计划经济等，体现了对这一原理的无知，因此，也阻碍了分工合作的实现。这也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风险。
一直来，在中国占据支配地位的是历史学及作为其分支的伦理道德学。人们以为，只要人的道德伦理好了，社会自然会好。然而，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认知错误，因为道德伦理的好坏，本身需要一个“标准”。假如脱离“文明的原理”这个标准，那么什么好的道德，就是没有根据的。在没有这一客观的、规律性的标准的情况下，圣人或权威的话语就会成为好坏的“标准”。
02
人类面临的两种冲突
《文明的原理》一书强调文明是对规律的认识与遵循，突破了把文明理解为历史文化的传统做法，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当文明被理解为规律概念时，文明背后的一般性和普遍性才会被挖掘，人类就可以享有共同的文明观，因为这种规律对所有人都是适用的。相反，假如把文明理解为历史，则是指向特殊性，因为不同民族都有不同的历史。假如强调这种特殊性，那么就容易产生冲突。
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书，就是把文明理解为历史（宗教与文化），因此，他认为不同的文明之间存在冲突。然而，假如把文明理解为对合作秩序的规律的遵循，那么，很显然，遵循这种规律对所有人——不管他们的宗教信仰或文化有何差异——都是重要的，因为在遵循这一规律的基础上，所有人的利益不是相互冲突的，而是相互促进的。因此，这一基于规律概念的文明观，将指向人类的和平合作。因此，冲突不可能发生在文明之间。
文明的原理或逻辑的存在，意味着政治不是自足的或不是任意的，而是有它应当服从的规范性基准。在传统的学科分工中，政治哲学被视为高于经济学的规范性学科，经济学则被理解为在政治制度给定的前提下研究资源配置的实证学科。即“经济”被视为给定政治架构下的“经济活动”，而经济学只是研究这一给定政治下的经济活动的学问。《文明的原理》一书颠覆了这一看法，它强调经济学是政治哲学的基础，政治必须满足“文明的原理”，即文明的原理对政治提出规范性要求。因此，政治不再是自足的领域，而是必须服务于自发秩序这一更高目标的手段。这意味着，政治哲学的探讨不能停留在制度设计的层面，而必须深入到经济学所揭示的社会的逻辑之中。政治制度的好坏，最终取决于它是否有助于自发秩序的形成与扩展，是否有助于个体幸福的普遍增进。
以上，我们发现当今世界存在两种冲突。一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如地缘政治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二是一国内部政治与经济的冲突，也即政治对经济破坏或限制，它通常被称为干预主义。这两种冲突，正是当今世界人类所面临的两大威胁。它们都源于人们违背了文明的原理。如前所述，在这一原理的基础上，不同国家、民族，尽管他们可能有不同的宗教信仰或文化背景，但是他们的利益是相互促进的。
03
对秦制的解释
秦制社会的特征正是冲突。历史上频繁发生的农民起义，改朝换代就是这种冲突的体现。这种冲突，也是中国两千年来一直没解决的问题。从根源上说，它源于人们对社会自身的规律的无知，即对上述文明的原理的无知。因为社会的和平合作，是建立在这种原理被遵循的基础上的。
如前所述，社会的存在建立在人们遵循分工合作的规律的基础之上。然而长期来，这一规律没有被人们所认识，因为中国知识人对社会的认识是基于历史学，以及作为其分支的伦理学与政治学方法之上的，即把社会视为“政治的”，而非“有特定规律的”（即“经济的”），这就导致了对社会的人为建构，秦制就属于这种人为建构。这种历史学方法只适用于局部地解释社会现象，而不适用于对社会整体规律的理解与把握。以这种历史学方法去理解社会整体，容易导致“历史主义”，即否定社会存在的规律。在这种方法的支配下，人们容易想当然地把“政治”作为解决社会问题之道，而忽视了社会存在与繁荣的原理，意识不到在这一原理基础上，通过自发秩序的扩展，才能真正解决大部分的经济社会问题。如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市场经济，就基本上解决了贫困问题。
社会是人们所持有的理论（观念）所塑造的，假如人们要拥有一个文明的社会，就必须使用产生文明的理论。中国所缺的正是这样的理论。具体而言，中国长期缺乏有关“社会”的理论，因为中国在社会问题上，只有伦理学（属于历史学或政治学）。这种伦理学，由于不是建立在社会的规律（文明的原理）的基础之上，因此具有“反社会”的特征（社会的本质特征是合作），这种“反社会”表现为历史上持续不断的“冲突”，如农民起义与内战等等。当这种伦理学支配人们对社会的理解时，就产生冲突型社会，而专制只是这种冲突型社会的另外一个说法。这种频繁发生的起义（改朝换代或内战），由于缺乏正确理论的指引，因此对社会只有破坏性，而没有建设性。相比之下，美国的国父就有明确的理论指引（如体现在《独立宣言》中），因此，产生的结果也是大不相同。
图/电视剧《大秦帝国之裂变》
秦制是一个千年痼疾，如上所述，它源于认识论上的错误。具体而言，就是人们使用一种错误的历史主义方法去认识社会。这种方法把社会视为历史的，即“政治的”或“伦理的”，而不是“理论的”。中国最为发达的就是历史学（如儒家的道德伦理学），但是，我们需清楚，历史学不是有关分工合作的“理论”，也即它不是有关社会之规律的科学。
正是由于知识人使用历史学，而非真正的经济学的方法去理解社会，使得他们没有揭示出社会存在与繁荣的规律，导致人们对文明的原理无知，甚至有意否定它，进而出现一个政治不受这一规律规范的社会，表现为“政治高于社会，权力高于市场”。这样的社会，由于没有遵循文明的原理，而没能产生扩展的合作秩序，使经济社会陷入长期的停滞。另外，我们常说的“侵犯产权”，也可以从这个理论层面去理解。私有产权指一种手段，它的作用是促进分工合作。这种手段的实现，是以分工合作的规律被认识与遵循为前提的。当人们对这种规律无知，甚至否定它时，人们就不会去选择或使用这种手段。比如，秦制的出现，就是其结果。
要说明的是，中国虽然有自发秩序萌芽，但是，它在国家或政治面前是很脆弱的。一遇到重农抑商、海禁、战乱等问题，自发秩序的萌芽就被掐断了。这源于占据支配地位的历史学没有为自发秩序提供理论与观念支持，进而也没有发展出保护自发秩序（私有产权）的制度。
▲《清明上河图》局部（图/故宫博物院官网）
“半部论语治国”正是历史主义方法的体现，因为它指的是用政治伦理来治国。也可以说，这种方法的使用，从根本上否定的社会存在文明的原理。因此，它导致了对社会的任意建构，秦制就是这种建构的产物。可见，除非理解社会的传统方法（即历史的、政治的或伦理的方法）受到根本性的挑战，否则文明将是举步维艰。
比如，历史上秦制的大一统思想始终没有真正受到挑战。虽然道家，佛教与黄宗羲等等对此给出了部分挑战，但是，因为没有给出一种完善的自发秩序理论，这种挑战是很不充分的。主流仍然是儒家与法家的伦理学，这种伦理学指向的是支持大一统，因为它们根本没有揭示出一个社会走向自发秩序的可能性。长期来，中国缺乏自发秩序的理论，对于自发的扩展的合作秩序的理论是无知的。《文明的原理》一书，通过给出完善的自发秩序理论，即真正的经济学，有力地挑战了传统方法。
知识人对文明的原理的无知，可以称为“经济学的贫困”。当然，这里的经济学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经济学，而是指“指导人们去认识社会分工合作之规律的知识”，它不是学科概念。在《文明的原理》一书中，这种经济学被称为“真正的经济学”。严格说，这种知识不应该被称为“经济学”，因为它容易与人们传统上理解的经济学相混淆。真正的经济学，通过揭示社会的分工合作何以可能的一般性原理，确立了政治应当服从的规范性基准，为人们对抗秦制提供了思想武器。
这种经济学知识在十八世纪以古典经济学的方式出现，它催生了自由市场，并进而催生了工业革命，实现了人类物质境况的直线跳跃式改善，这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文明。相比之下，在这之前人们所创造的“文明”，比如金字塔、古希腊的雕塑、意大利的绘画等等，在这种文明面前都不值一提，因为这样的文明与个体物质境况的普遍改善无关。如果说西方文明有什么精粹的话，那就是对文明的原理的发现。当然这一原理不属于西方，而是属于全人类。西方只是比东方早一点利用了这个原理。换句话说，西方的文明，很大程度上就是上述正确的经济学知识被不断利用的结果，虽然目前很多人误解了西方文明，比如不少保守主义者把西方文明理解为基督教。
▲珍妮纺纱机（图/网络）
秦制的重要特征是“经济服从于政治”，这一观念长期来根深蒂固。然而《文明的原理》一书指出，经济与政治的分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因为这种分离，违背了方法论个体主义，它使文明的原理（分工合作的原理）被掩盖，被抹杀，也容易使政治处于一个不被驯化的、高于经济的位置上，具体而言，使政治可以任意地塑造经济，而经济缺乏反抗这种塑造的理论武器，这正是秦制的社会特征。正确的做法，是回到个体，回到文明的原理。这样，政治与经济作为人的具体行动，都应该受这一原理的规范。在这一规范的基础上，政治与经济是一致的，而不是冲突的。政治因为服从这一原理而服务于经济（自发秩序），从而服务个体物质境况的普遍改善，因而获得其合法性。
基于文明的原理，市场经济不再被视为社会中的一个特定部门（经济部门），而是被视为自发秩序，它因人们遵循文明的原理而产生。因此，市场经济就是社会本身；有关市场的规律，不是社会中某个特定部门的规律，而是社会本身的规律。这意味着政府不能处在可以任意制定规则的位置上，相反，政府要服从使分工合作得以可能的规则，通过执行这种规则来促进普遍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再是高于市场的。这样体现在秦制中的扭曲，即“政治高于社会，权力高于市场”就会被纠正。
所以秦制并非源于道德上的“坏”，而是源于“智识上的”无知，即对“文明的原理”的无知。这种无知阻碍了分工合作的扩展，从而也阻止了个体物质境况的普遍改善，因此构成了事实上的邪恶。中国人传统意义上的美德，如勤劳与节俭等美德，很大程度上被这种无知所造成的恶德所抵消。
中国近几百年在制度上没有进步，是因为“把当下遇到的问题，只是作为当下的问题”来处理，而是没有作为千年痼疾来处理，这导致李鸿章说的“修补匠”。《文明的原理》一书，通过揭示文明的原理，揭示制度的千年痼疾。当下中国遇到的问题，要放到千年的时间背景下理解，也要放到“理论”（真正的经济学）下理解，并且也只有这个一般性理论，才能帮助我们看清这个千年痼疾。
04
结语
《文明的原理》一书弥补了中国人的一个致命的知识缺陷，那就是对文明的原理的无知。这个知识缺陷，是秦制长期得以维持，中国长期来积弱积贫的根本原因。《文明的原理》一书，通过给出“真正的经济学”，彻底批判历史主义方法，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为中国社会走向文明提供方向性指引。因此，这绝对是一部重要的作品。
《文明的原理》这部书出版于笔者学习经济学三十周年之际，是笔者三十年经济学学习的一个成果。这部书出来之后，笔者无意中完成了“市场与文明三部曲”，即2008年的《市场的本质》，2021年的《真正的市场》，与2026年的《文明的原理》。《文明的原理》这部作品的创作跨度长达七年，即从2017年到2024年。其中的第一卷，是全书的前言、序言与导论部分，有近六百页，集中完成于2023年和2024年。第二、三卷是这七年中积累的成果。笔者感到欣慰的是，本书提出的是自己思考比较成熟的思想。在出版之际，暮然回首，发现自己过去几年还是写了一点东西。
这部书获得学界的普遍好评。张维迎教授称“这是雄心勃勃的著作”，李炜光教授称这部书对“道”做出了现代回应和精切诠释，黄春兴教授认为这部书绝对是近几年分量最重的里程碑式著作，这部书的主旨思想也得到米塞斯学院院长萨勒诺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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